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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力的证据，克里斯蒂安•席洛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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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乔安娜•迈尔证明了通过对社会企业的投资而促进重大制度变革具有“强大优势”。从他们援引的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企业的确正在涉猎大多数私有企业目前不敢涉足的领域。考虑到全球经济中不同寻常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同时获得增长、克服贫困和饥饿、以及在不牺牲长期环境健康的情况下满足基本人类需要—显然，革新势在必行。我们需要更好的食谱，而不仅仅是更多的烹饪。——大卫•伯恩施坦因(撰写过两部关于社会企业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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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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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可以是企业开拓市场和建立忠诚的一种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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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克里斯蒂安.席洛斯（Christian Seelos）、乔安娜.迈尔（Johanna Mair） 访问量： 时间：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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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重点：
*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利润不是互不相容的目标。
*大型企业也可以成为社会企业，而且也可以和较小的同行们一样获得同样的奖励。
*社会企业的模式为公司进入发展中的市场提供了一种新的战略选择。
*社会企业本身会开发市场，发展经济，并让所有各方从中受益。
难怪经理人感到生气。对增长的允诺已经是当今股票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股票价格则提醒人们想起投资者对未来资金流动的预期。这导致了困境：市场已经饱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开支减少，生育率——尤其是在欧洲——正在下降，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够持续增长。
除此困境之外，对于公司在全球社会面前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已对整个关于增长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经济增长已经为工业化社会的人们带来个人自由和生活富足两方面的长足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留下了许多东西。饥饿、疾病和人类痛苦的景象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中挥之不去。
怎么能让增长更有可持续性、同时又把整个社会包含进来并且使之受益呢？人们面临着一种令人痛苦的矛盾：一方面，传统的市场已经饱和，另一方面，数十亿人正在绝望地等待各个公司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和需要。这会成为满足企业增长这种共同追求的灵丹妙药吗？
关于金字塔底层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流行起来。40亿每天只有4美元收入的人们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这种新观点的内容就是怎样在这个市场上开展业务。然而，有鉴于这个机会的巨大程度，我们看到的企业行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是各个企业缺少足够的想象力，还是对金字塔底层的追求存在严重障碍呢？
这种进展缓慢可能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首先，贫困者的收入水平极不均匀。许多人完全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构成任何种类的市场。其次，在中央层次上设计出来的方案在地方层次上通常没有效果。为了产生适当的模式，可能需要进行试验、发现以及样板化。其次，管理方面的资源、组织方面的设计以及资深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能力可能不会容许自身在金字塔底层进行这种形式的试验。
或许，所需要的是范例的改变。向贫困者和被剥夺权利者提供服务时存在障碍，日益增多的企业家首创似乎不受这些障碍的限制。这些企业家怎样发现和运用资源以及怎样通过新的方式将其结合起来，这为有感而生的价值创造模式创造了一片有待发现的广阔天地。这些最具革新性质的模式经常被人称作“社会企业”，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它们不会把贫困者排除在外，而且它们还把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价值创造结合起来。下面的案例研究有助于帮助说明它们是怎样做到此点的。
Aurolab：贫困者的耳目
在发展中国家，有4千万人是盲人，有1亿3千万人的视力受过损害。最常见的原因是白内障，即眼睛中自然晶状体内的混浊。一方面，世界经济估计需要付出每年250亿美元生产力损失的代价，但是每年只有8百70万美元被用于实施白内障手术。大卫•格林是一个拥有公共卫生学位的企业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市场失败。手术中所用人造晶状体的价格超出了贫困者的购买能力，于是格林开发了一种把利润和社会使命结合起来的模式；在他所称的“具有同情性的资本主义”中，最低的价格是免费治疗。1992年，他创建了Aurolab，这家制造晶状体的公司实际上就是印度的阿拉文眼科医院。今天的阿拉文眼科医院，连同印度南部由5家医院组成的一个集团，每年实施220,000起手术，47%的病人不支付任何费用，18%的病人支付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二，35%的病人支付远远超过生产成本的费用，并且因此为该公司产生利润。
整体的边际利润是60%。格林说，此处的诀窍是对生产制造、定价和配给的整个价值链进行控制。在每个阶段，做出决策时的指导方针都是通过最好的医疗质量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服务，同时保持财务独立，并且不侵犯病人的权利。据格林估计，全球市场上晶状体行业的龙头企业目前大约售出1百万个晶状体，赚取5亿多美元的收入。Aurolab每年售出大约600,000个同样质量的晶状体，赚取4百3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同样也能获得一笔不菲的利润。格林的Aurolab在助听器和外科缝合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他最近的计划是提供能够支付得起的艾滋病药物。许多贫困者仍然依靠当地政府或者慈善机构获得药物。格林希望建立能为贫困者工作的商业模式，从而向人们提供选择。
世界一统健康学会(Institute for One World Health)
世界一统健康学会是美国第一家非赢利性的医药公司。它的创建者是维多利亚•黑尔，后者曾在一家名叫“基因科技”(Genentech)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工作过。她倡导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为治愈发展中国家最受忽视的疾病投放药物。通过重新设计药物投放的价值链，一统健康试图对传统的利润率思维提出挑战，而后者似乎是和开发此类药物格格不入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全国卫生学会捐赠了1千1百万美元，以便启动初始项目。
一统健康建立了旨在为每个参与者创造价值的新型伙伴关系。各个生物科技公司为自己曾经认为没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找到了一种有吸引力的出路。具有同情性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吸引了科学家和志愿者，他们为这个项目贡献自己的时间、努力和知识。该公司努力争取，充分利用和整合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与生产制造能力，以便“向最需要的地方投放能买得起的、有效的和适当的药物”。2004年11月，一统健康报道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在印度进行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最初结果，该产品是一种杀灭寄生虫的药物，用于治疗内脏利什曼病，而这种疾病每年感染1千5百多万人，并且造成200,000人死亡。这种抗生素药的专利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该组织多年前从最初的药品专利持有者那里获得这种专利，而该专利持有者当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进行该药品的开发。
向贫民窟的孩子提供电脑
CDI创建于1995年，它是罗德里戈•巴乔的一个梦想，其目的是改变巴西大型城市周围贫民窟中的孩子们被社会排挤在外的现实。许多年轻人每天都为生存进行奋斗，却看不到任何摆脱痛苦的机会。通过“以数字包含，换社会包含”的口号，巴乔激励社会上的社团组织、志愿者以及公司发起人共同开办学校，教导儿童怎样运用信息技术行使公民权利以及将其用作开发工具。通过提高儿童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技巧，CDI把年轻人从毒品贩子转变成了技术娴熟的工人。在这些学校的500,000男性毕业生中，超过80%的人找到了简单的工作。目前，对CDI的支持来自商业团体和回到CDI担任志愿工作的CDI毕业生。
诸如麦肯锡、微软、菲利普和Telefonica等公司捐赠了亟需的设备、技术和资金。作为一个非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CDI运用社会授权模式，开办了数百所学校，其服务对象不只是巴西，而且还有拉丁美洲的许多其它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和南非。目前，巴乔的重点不是扩展规模，而是控制质量以及对现有的学校网络进行更有效率的管理。
ApproTEC
尼克•穆恩和马丁•弗舍曾是两名从事发展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越来越对各种发展计划中所用的昂贵、复杂、缺乏影响力的技术感到失望，因为这种技术不是贫困者需求或者需要的。他们在肯尼亚工作，创建了ApproTEC，提供更适当的技术，将其作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ApproTEC对一系列的活动和各种各样的群体加以协调，利用非常有限的资产和资源创造价值。在搜索了当地市场之后，它找到了可以利用简单技术的方案和机会，比如榨油机或者手动灌溉设施，将其作为创建小型企业的基础。它的科技产品构成了从当地制造商、转售商到最终购买这种技术的价值链，而且成本低廉，有些产品被人称作“摇钱树”。
举例来说，通过使用特别设计的水泵灌溉土地，小型农场主每年可以种植三或四季作物。由于农场产出增加了100%，他可以逃脱为生计而种植的难堪境地，从而成为一个批量生产的农场主。ApproTEC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组织，它让人们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并且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过去5年时间里创建了35,000家企业。它还扩展到了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里。这种运作的规模很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转变。
塞肯(Sekem)：整体发展
塞肯被认为是怎样帮助创造稳定、健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范例。它最初只是一个企业家单枪匹马的设想，他在开罗附近买下一块沙漠，现在，这块土地已经成长为跨行业的企业，把经济价值的创造和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创造结合起来，对埃及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和农业部的合作过程中，塞肯部署了一种在棉花种植中实施植物保护的新体制，这导致了整个埃及对作物喷粉的禁令。在这项禁令之前，每年喷洒35,000吨化学杀虫剂，但是现在埃及棉田里使用的杀虫剂已经减少了90%。这还帮助解决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只出口便宜的原棉，同时却不得不出钱进口下一季作物所必需的农药。
今天，塞肯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口高质量的棉花产品、有机蔬菜、水果、药草以及药物。一个拥有6家企业的控股公司产出必要的利润，用以主持和发起许多社会和文化项目。塞肯建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即埃及文化发展协会，把提高个人意识作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从而超越自己的商业活动，追求自己让“埃及为全球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目标。
埃及文化发展协会为全体雇员的子女和邻近社区开办了一家私人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初中以及一项关于特殊需要的教育课程。该协会计划在2005年开办一个成人教育中心，一所艺术与科学院以及一所大学，从而发挥对教育任务的补充作用。一个医疗中心每年向大约30,000人提供治疗和基本的保健服务。来自邻近国家的高层次的代表们正在敲开塞肯的大门，请求塞肯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实施这种塞肯模式。
可持续发展
利用私有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发展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它直接减少收入贫困，并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人道以及环境等方面的总体状况提供资源。未能得到满足的基本人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其结果是，《联合国千年宣言》把社会目标提到了最前面。联合国于2000年提出的8项“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高度优先的问题数量有限。相反地，为这些目标提供基础意味着诸多难题和人类需求的广泛结合，而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有通过当地小规模、有弹性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或满足。
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家进行革新和创造的力量及其在选择组织结构、资助、资源和商业模式方面的灵活性可以有效地满足这些人类需求。社会企业帮助最贫困的个人建设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只是为生存而斗争，同时也会表现他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成长潜力。多亏大卫•格林和阿拉文眼科医院一起制定的创新的商业模式，大约80%最贫困的病人虽然由于目盲而失去自己的工作，但是在经过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又重新获得了工作。按照他们在得到治疗后第一年期间所增加的经济生产率计算，他们平均产出了自己手术成本的1,500%。如果维多利亚•黑尔向贫困者供应药物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会摆脱由于疾病和夭折而被社会排除在外以及没有能力参与经济生活的命运。
满足基本的个人需求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足以刺激经济发展。为了创造螺旋式的积极发展，社团与社会需要一些赋予权利或者传授方法的组织，后者需要对资源、所有权保护以及共担风险的手段进行负责任的分配，从而通过有效的、合法的通讯和市场结构，促成企业家的首创活动。CDI、ApproTEC和塞肯在制度真空中运作，作为一些信托组织，它们为社区的利益制定规则，规范行为。它们保护个人权利，保护财产权，促成对整个社团具有改造效果的个人和集体行为。通过把那些有需求的人从纯粹的接受者转变为能做贡献的社会成员，它们创造了积极的发展周期。
可持续发展也有暂时的方面。子孙后代目前需要我们代表他们采取行动，并在考虑我们的利益时也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尽管这种需要是抽象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需要的准确性质，社会企业必须成为有弹性的和动态的模式，以便对随时出现的社会需求做出反应。子孙后代肯定存在做出选择的需要，而继承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会对这些后代可做的选择造成严重约束。另一方面，塞肯在埃及通过有机方式种植棉花取得的成功已经显著减少了对杀虫剂的使用，并且因此减少了对土地的污染。通过维护土地质量，将其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种重要资源，塞肯以及其它许多拥有环境使命感的企业家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并不存在统一的定义，不过人们最经常援引的定义是由世界经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的。这个定义中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不危害子孙后代满足自己需求的情况下满足现时需求的发展”。上面已经证实，这个定义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操作：个人的基本需求，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以及子孙后代的基本需求(见图1)。许多社会企业或者符合三个层次当中的一个，或者符合所有层次，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图1：社会企业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运作模式
Purpose：目的
Sustainable developenmt：可持续发展
Levels：层次
Individuals：个人
Communities/societies：社区/社会
Future generateons：子孙后代
Needs：需求
Basic needs：基本需求
Needs for enabling structures：使体系运作的需求
Needs for Maximising choice：对选择最大化的需求
SE：社会企业
Efficiently supply products and Services：有效地供应产品和服务
社会企业
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经济进程经历过极限增长。任何有志于长期增长的企业都应当牢记此点。目前围绕中国快速增长的动力提供了切实的证据，表明机会正在等着人们。有两个问题可能刺激企业战略家想到自己可以参与其中的方法：
1．我们可以怎样为在市场中播下经济发展的种子做出贡献？
2．我们可以怎样及时对自己进行定位，以便参与螺旋式的发展？
欧洲委员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对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贡献”。尽管全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辩论最近劲头十足，但是企业的努力活动却基本上仍以自己当地的社区为对象。考虑到全球性贫困和人类痛苦的程度，人们可能会问：从全球责任的角度来看，对发达国家的社区进行更多的投资能有多少正当的理由。考虑到社会企业从小得多的财政资源中创造出巨大社会价值的能力，企业资金难道不应该花到能在投资与价值创造之间产生更密切关联的目标上吗？我们又该怎样通过和社会企业结成伙伴关系来开发市场呢？不妨设想CDI的学生们可能会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购买什么：是移动电话或者电脑吗？菲利普和IBM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它们和CDI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并且因而让自己的品牌在潜在未来消费者的心目中生根，而这些潜在的未来消费者目前已有500,000人。ApproTEC的经验证明，如果具备某种组织，那么贫困者能够而且愿意工作，他们已经帮助开办了35,000个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出目前占到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0.5%。Aurolab则证实，具备重要规模的赢利性企业甚至可以向无钱支付费用的人们提供服务。
“葛莱敏电话”公司(GrameenPhone)的事例也证明了企业可以怎样参与此类螺旋式发展。Telenor是挪威最大的电信服务商，它在孟加拉国服务不周的市场上找到了机会。作为一个地方组织，葛莱敏银行(Grameen Bank，即乡村银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它和Telenor一起于1996年建立了地位稳固的“葛莱敏电话”公司。“葛莱敏电话”公司于2000年开始赢利，2004年9月时用户人数超过2百万，今天已经占到市场份额的63%多。它们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孟加拉国是一个拥有1亿3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该国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形势似乎达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金融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相信，人民之所以沦入贫困，是因为他们缺少获得信贷、从而建立小型企业的途径。尤努斯发明了一种向贫困者出借小额信贷的新办法，并于1976年创建了葛莱敏银行(Grameen Bank)；今天，葛莱敏银行的1,300家分支机构为孟加拉国46,000村庄的3千5百多万人提供服务。
葛莱敏银行是社会企业中最经常受到研究的事例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并且享有99%的贷款偿还率。葛莱敏银行的利润被用于建设被人称作“葛莱敏之家”的许多其它公司，其中之一就是“葛莱敏电话”公司。孟加拉国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仍然不高，只有2.3%，但是“葛莱敏电话”已经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纳税人之一，也是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它经营着一个称作“乡村电话”(VillagePhone)的鼓舞人心的社会计划，该计划向农村地区的村庄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它还拥有两位数的纯利润率，而它的合资伙伴Telenor最近把自己在这个公司的股份增加到了55.5%。
作为企业的伙伴，社会企业贡献良多。那些经过试验和失败阶段已经取得成功的人们已经去除了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企业作为变革的代言人采取行动，使得贫困者有能力参与经济生活。企业家们发明出各种可以按比例增长并在别处进行重复的商业模式：乡村银行的模式已在全世界得到复制，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企业的首创还构成了当地的资源，这些资源允许自己为了新颖的价值创造形式而进行新的配置。比如，乡村银行在孟加拉国作为一个信得过的品牌，是Telenor和葛莱敏电话公司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资源。
所有这些可能会对企业饶有益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些机会：把慈善社团开支当作“社会风险资本”予以重新使用，以便支持社会企业在其初期阶段能够补充企业资源并对未来伙伴产生潜在效应的首创活动；认同首创活动之间潜在的溢出效应和协作，而这些企业家由于非常专注于自己的首创活动，所以有可能意识不到上述的效应和协作；或者为按比例增长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源，并且因此把企业家解放出来，使其开始新的冒险事业。不管是对贫困者，还是对希望参与新型市场开发模式的公司，连环社会企业可能都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社会企业和企业仍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不过如同Aurolab的大卫•格林所述：“我正在等待大型企业前来和我一起工作，或者甚至把我排挤出为贫困者利益服务的事业!”
我的看法
大卫•伯恩施坦因(撰写过两部关于社会企业的著作)
通过有力的证据，克里斯蒂安•席洛斯和乔安娜•迈尔证明了通过对社会企业的投资而促进重大制度变革具有“强大优势”。从他们援引的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企业的确正在涉猎大多数私有企业目前不敢涉足的领域。考虑到全球经济中不同寻常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同时获得增长、克服贫困和饥饿、以及在不牺牲长期环境健康的情况下满足基本人类需要—显然，革新势在必行。我们需要更好的食谱，而不仅仅是更多的烹饪。
席洛斯和迈尔精明地把焦点放在革新的源头，即企业家身上。商业企业的角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根据约瑟夫•顺彼得的说法，它是重大经济进步必所需的“创造性破坏”的源泉，而社会企业的角色则刚刚得到认可，它是设计各种用以提高社会综合运作能力的模式。社会企业的品质包括首创精神、创造性、活力、对结果的强制性专注、进行自我修正的能力、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建设一个公正的人性世界的高度热忱，这些品质正是摆脱过去的束缚、建设某种更美好的东西时所最需要的品质。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无法在产生这些问题的思维层次予以解决。”我们需要鼓励、赞扬和支持诸如Aurolab、一统健康、CDI、ApproTEC、塞肯、葛莱敏各种机构家族以及许多其它组织背后的创造性思维和雄心壮志。通过强调这些组织以及它们背后的人们，并且解释他们的补救与领导职能，席洛斯和迈尔帮助阐明了前面的路。
社会企业与全球性“公民部门”的出现通过去做社会工作，从而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重新组织。同样地，对于革新活动而言，已经成熟的两个关键条件是社会企业分别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今天，在为金字塔底层(世界上最贫困的40亿人)消费者服务从而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商业机会，企业只有同社会企业培养互利的伙伴关系，才能抓住这些机会，而社会企业不但了解而且已经建立了通向这些市场的流通渠道。
类似地，几乎每个社会中的社会企业都代表社会研究和发展的最前沿。他们是社会的“臭鼬工厂”(美国的一个高级技术研究开发部门，此处意指“先进的创新”—译注)，是新观念的源泉，是让这些观念获得成功的优异运作。政府在所有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应把社会企业看作关键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只有政府拥有在全社会解决问题的合法性和资源。社会企业拥有蓝图。一次良好的结合—尊重、自愿、每个伙伴各显其能—将会明显加快社会问题的解决。
大卫•伯恩施坦因撰写过两部著作：《怎样改变世界：社会企业以及新观念的力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梦想的价值：乡村银行的故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克里斯蒂安•席洛斯是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的客座讲师和高级研究员。
乔安娜•迈尔是IESE商学院综合管理专业的助理教授。
英语原文：http://www.ebfonline.com/Article.aspx?ArticleID=206
译者：黄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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